老覃在昨天写了《长征前夕，林彪和聂荣臻看望兵权已失的毛主席，三人未语泪先流》一文，讲的是长征前夕，红一军团被安排到兴国阻敌。林彪和聂荣臻从周恩来口中得知中央红军准备转移，内心无比震惊。他们不知道红军将转移去何方，在一片茫茫然中想到了毛主席。于是，两人结伴前去看望已经被博古“三人团”雪藏的毛主席。

毛主席当然知道中央红军准备转移，心情更加难过。

我们可以想象，整个江西苏区，都是他和朱德带领红一方面军披坚执锐，浴血疆场开辟出来的。却被李德这个“崽卖爷田心不疼”的“不肖崽”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，就全部败光了。

因为这个，毛主席又一次被疟疾击倒，卧床不起，水米不进。

幸亏“红色华佗”傅连暲精心治疗、用心调理，这才九死一生，从鬼门关前折了回来。

老覃在大前天写的《1933年，彭德怀身陷敌军堡垒群，毛主席忧心如焚，先后寄了两本书》一文讲，蒋介石发起的第五次“围剿”，所用策略是德军派出的第三任总顾问赛克特进献的“碉堡政策”，步步为营，步步紧迫。

中央红军要实施转移，就得想办法从四面八方的碉堡群中突围出来。

往哪个方向突呢？

毛主席虽然身已不在领导岗位，却为了这件事操碎了心。

他和博古、李德这些愣头青不同，对敌情了如指掌。

他知道，有“南天王”之称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和蒋介石有利害冲突，就千方百计利用这一点做文章。

他孤身到站塘李官山进行了10多天的视察，然后在文武坝举行的中共粤赣省委扩大会议发言，疾呼“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”，加强对陈济棠的统战工作。

老覃在早年写的《宠妻狂魔“南天王”是啥来头？暗中和红军做生意，还给红军送弹药》一文中说了，由于我们和陈济棠搞好了关系，陈济棠最终同意了借道给红军转移，为红军日后顺利突破蒋介石设下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道封锁线埋下了伏笔。

时间来到了1934年10月上旬，原本占地多达70个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，已经锐减到只剩下瑞金、会昌、于都等一小块中心地带，用时任中华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的陈毅的话来说：那是“拿梭标一捅都能戳穿”。

博古、李德等人犹如惊弓之鸟，最初鼓吹攻战全国大中城市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呼声已经完全沉寂了，这时候蜕变成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。

老覃在昨天写的《长征前夕，林彪和聂荣臻看望兵权已失的毛主席，三人未语泪先流》一文中提到，博古、李德等人为寻找一块新的立足之地，曾在7月份先后派出了两支远征军外出探路。

一支是在7月7日派出的由寻淮洲、粟裕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，另一支是在7月23日派出的由任弼时、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。

红六军团已经在黔东北地区联系上了贺龙所部的红二军团。

博古、李德等人想的就是从桂北渡湘江，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，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师。

这个时候的李德，成了一个苏区最忙的大忙人。

此前，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，为了准备“转移”和把权力高度集中，成立了由博古、李德、周恩来组成“最高三人团”，其中，博古负责政治，李德负责军事，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施。

如此一来，李德竟然成为了红军的最高统帅。

根据李德后来著作的《中国纪事》所写，关于“转移”的计划，就是他草拟的。

另外，红军主力既然已经决定“转移”，就必须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。

这样，就势必出现了谁留，谁走的问题。

当时，高级干部的留或走，由“三人团”决定；中级干部由各部门提出名单，交“三人团”批准留或走；政府的留守中级干部，则由张闻天提出名单，呈报“三人团”决定。

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政府副主席、中革军委副主席，具有党、政、军全面工作经验，“三人团”第一个想到要留下来就是项英。

中央分局成立后，就由项英担任中央分局书记，瞿秋白、陈毅、陈潭秋、贺昌、邓子恢、张鼎丞、谭震林、梁柏台、毛泽覃、汪金祥、李才莲等人为中央分局委员。

张闻天后来在《延安整风笔记》回忆：瞿秋白曾提出跟部队走，但遭到了博古的反对。

10月9日，中共中央颁布了《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》，详细规定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突围出发日期和每日到达的地域。

李德在《中国纪事》中写：在突围转移的前夜，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，项英约他进行一次个人谈话，该次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。

李德不懂汉语，他和项英的谈话是通过伍修权进行翻译完成的。

李德记得特别清楚：当晚，“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”，项英“顾及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”，因此在谈话中的“措词十分谨慎”。

他们谈了很多，当然，不可避免地谈论到了毛主席。

老覃之前在《敌人大举来攻，项英主张撤出苏区，毛主席：只有36计用完才可以走》《1932年，任弼时、项英宣布解除毛主席的军权，王稼祥急得气冲斗牛》等文中提到，项英先后曾在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宣布解除毛主席的军权，即彼时的项英还没有正确认识毛主席的军事主张和政治主张。

所以，项英一再叮嘱和告诫李德要时刻警惕毛主席的举动。

李德在原文中是这样写的：“他（项英）警告说，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”，“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……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”。

从项英的话里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当时的李德，绝不是一个仅有建议权的“顾问”，而是掌握了绝对领导权的红军一号人物。

按照中革军委下达的《野战军渡河计划日程表》，中共中央、红军总部和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于10月16日傍晚率先踏上了于都浮桥。

毛主席和张闻天、王稼祥随着中革军委系统改编成的、代号为“红星”的军委纵队一起行动。

毛主席戴着斗笠，打着绑腿，穿着草鞋，手提一把破旧的油纸伞，腰间系着小挎包和干粮袋，背上背包里装的是一条薄棉被，一条布床单，一块旧油布，一件旧外套。

他站在旧河堤上，深情地看着给子弟兵送行的老人、孩子和妇女。

乡亲们声声呼唤着：“同志哥，你们可要回来呀！”

这时苏区的红军总人数高达10万人，如果这10万人由毛主席指挥，他还是有办法打破敌人的第五次“围剿”的，但是，他已经失去了军权，徒有泪空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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