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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-10-20 23:44:02
老覃在昨天写了《长征前夕,林彪和聂荣臻看望兵权已失的毛主席,三人未语泪先流》一文,讲的是长征前夕,红一军团被安排到兴国阻敌。林彪和聂荣臻从周恩来口中得知中央红军准备转移,内心无比震惊。他们不知道红军将转移去何方,在一片茫茫然中想到了毛主席。于是,两人结伴前去看望已经被博古“三人团”雪藏的毛主席。
毛主席当然知道中央红军准备转移,心情更加难过。
我们可以想象,整个江西苏区,都是他和朱德带领红一方面军披坚执锐,浴血疆场开辟出来的。却被李德这个“崽卖爷田心不疼”的“不肖崽”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,就全部败光了。
因为这个,毛主席又一次被疟疾击倒,卧床不起,水米不进。
幸亏“红色华佗”傅连暲精心治疗、用心调理,这才九死一生,从鬼门关前折了回来。
老覃在大前天写的《1933年,彭德怀身陷敌军堡垒群,毛主席忧心如焚,先后寄了两本书》一文讲,蒋介石发起的第五次“围剿”,所用策略是德军派出的第三任总顾问赛克特进献的“碉堡政策”,步步为营,步步紧迫。
中央红军要实施转移,就得想办法从四面八方的碉堡群中突围出来。
往哪个方向突呢?
毛主席虽然身已不在领导岗位,却为了这件事操碎了心。
他和博古、李德这些愣头青不同,对敌情了如指掌。
他知道,有“南天王”之称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和蒋介石有利害冲突,就千方百计利用这一点做文章。
他孤身到站塘李官山进行了10多天的视察,然后在文武坝举行的中共粤赣省委扩大会议发言,疾呼“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”,加强对陈济棠的统战工作。
老覃在早年写的《宠妻狂魔“南天王”是啥来头?暗中和红军做生意,还给红军送弹药》一文中说了,由于我们和陈济棠搞好了关系,陈济棠最终同意了借道给红军转移,为红军日后顺利突破蒋介石设下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道封锁线埋下了伏笔。
时间来到了1934年10月上旬,原本占地多达70个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,已经锐减到只剩下瑞金、会昌、于都等一小块中心地带,用时任中华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的陈毅的话来说:那是“拿梭标一捅都能戳穿”。
博古、李德等人犹如惊弓之鸟,最初鼓吹攻战全国大中城市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呼声已经完全沉寂了,这时候蜕变成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。
老覃在昨天写的《长征前夕,林彪和聂荣臻看望兵权已失的毛主席,三人未语泪先流》一文中提到,博古、李德等人为寻找一块新的立足之地,曾在7月份先后派出了两支远征军外出探路。
一支是在7月7日派出的由寻淮洲、粟裕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,另一支是在7月23日派出的由任弼时、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。
红六军团已经在黔东北地区联系上了贺龙所部的红二军团。
博古、李德等人想的就是从桂北渡湘江,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,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师。
这个时候的李德,成了一个苏区最忙的大忙人。
此前,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,为了准备“转移”和把权力高度集中,成立了由博古、李德、周恩来组成“最高三人团”,其中,博古负责政治,李德负责军事,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施。
如此一来,李德竟然成为了红军的最高统帅。
根据李德后来著作的《中国纪事》所写,关于“转移”的计划,就是他草拟的。
另外,红军主力既然已经决定“转移”,就必须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。
这样,就势必出现了谁留,谁走的问题。
当时,高级干部的留或走,由“三人团”决定;中级干部由各部门提出名单,交“三人团”批准留或走;政府的留守中级干部,则由张闻天提出名单,呈报“三人团”决定。
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政府副主席、中革军委副主席,具有党、政、军全面工作经验,“三人团”第一个想到要留下来就是项英。
中央分局成立后,就由项英担任中央分局书记,瞿秋白、陈毅、陈潭秋、贺昌、邓子恢、张鼎丞、谭震林、梁柏台、毛泽覃、汪金祥、李才莲等人为中央分局委员。
张闻天后来在《延安整风笔记》回忆:瞿秋白曾提出跟部队走,但遭到了博古的反对。
10月9日,中共中央颁布了《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》,详细规定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突围出发日期和每日到达的地域。
李德在《中国纪事》中写:在突围转移的前夜,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,项英约他进行一次个人谈话,该次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。
李德不懂汉语,他和项英的谈话是通过伍修权进行翻译完成的。
李德记得特别清楚:当晚,“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”,项英“顾及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”,因此在谈话中的“措词十分谨慎”。
他们谈了很多,当然,不可避免地谈论到了毛主席。
老覃之前在《敌人大举来攻,项英主张撤出苏区,毛主席:只有36计用完才可以走》《1932年,任弼时、项英宣布解除毛主席的军权,王稼祥急得气冲斗牛》等文中提到,项英先后曾在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宣布解除毛主席的军权,即彼时的项英还没有正确认识毛主席的军事主张和政治主张。
所以,项英一再叮嘱和告诫李德要时刻警惕毛主席的举动。
李德在原文中是这样写的:“他(项英)警告说,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”,“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……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”。
从项英的话里,我们不难看出,当时的李德,绝不是一个仅有建议权的“顾问”,而是掌握了绝对领导权的红军一号人物。
按照中革军委下达的《野战军渡河计划日程表》,中共中央、红军总部和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于10月16日傍晚率先踏上了于都浮桥。
毛主席和张闻天、王稼祥随着中革军委系统改编成的、代号为“红星”的军委纵队一起行动。
毛主席戴着斗笠,打着绑腿,穿着草鞋,手提一把破旧的油纸伞,腰间系着小挎包和干粮袋,背上背包里装的是一条薄棉被,一条布床单,一块旧油布,一件旧外套。
他站在旧河堤上,深情地看着给子弟兵送行的老人、孩子和妇女。
乡亲们声声呼唤着:“同志哥,你们可要回来呀!”
这时苏区的红军总人数高达10万人,如果这10万人由毛主席指挥,他还是有办法打破敌人的第五次“围剿”的,但是,他已经失去了军权,徒有泪空流。